西方摄影师与早期的武汉影像

黄一璜

梳理武汉早期的影像，让我们这些每天生活于斯、穿行于斯的武汉人，有可能看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借以审视这座城市发展变迁的轨迹，思考形成这座大都市文明发展和精神气质的原动力所在。

一、史上第一张武汉照片

1.《中英天津条约》打开了汉口通商的大门

1858年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武汉这座城市有着比较特殊的意义。1840年代，西方侵略者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借坚船利炮及其《南京条约》（注：南京原称江宁）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国联合法国向中国派出远征军，当年攻占广州；1858年4月又北犯天津，6月26日在英方不断威胁进攻北京等恐吓下，清朝钦差大臣桂良等人终于屈服，被迫接受英国的条件，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除原有五口通商外又增开其他沿海口岸通商，而汉口则成为长江沿岸最早通商的内陆口岸。史称汉口开埠。

2.汉口开埠启动武汉开镜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在英国外交使团负责重要事件的摄影记录工作的外交专员罗伯特·马礼逊于1858年7月15日启程返回英国，7月20日W·N·乔斯林抵达香港，接手马礼逊使用的相机，开始承担使团的摄影工作。7月28日乔斯林抵达上海。三天后，即在额尔金勋爵率领下乘坐英国皇家舰艇“暴怒”号前往日本，9月3日在圆满完成与日本的通商条约谈判后返抵上海^[1]。自此，乔斯林首次有机会在中国拍摄照片。

10月初，英国额尔金获得了钦差大臣允许率舰沿长江经南京、九江，抵达目的地汉口，并在此停留一周。期间额尔金正式会见了湖广总督官文，12月11日，官文与随从依礼节回访了英国军舰。正是在这次回访中诞生了史上首张武汉照片——乔斯林为官文及其随从拍摄了照片。额尔金对这次会见作了这样的描述：“12月11日。晚六时——今天总督回访，我们给他最高礼遇……湖广总督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出现时的显要和气派，我之前在中国都未曾见过。我带他看了船，还设宴、照相。如此这般接待他大概超过了3个钟头。”^[2]

照片中，官文和两位官位较高的官员端坐在前排，身后站着9位其他随从。这次拍摄在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俄里范所著的《额尔金伯爵中国和日本纪行》一书中也有记录：“午宴后——尽管不能与总督的午宴相比，但他还是很尽兴，我们在甲板上为他拍摄了照片，拍摄效果可以在木版画中看到，照片充分体现了大人的威仪。”^[3]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武汉影像。

1858年12月12日，英国舰队离开汉口。1859年1月1日，额尔金一行返回上海。或许,乔林斯只能称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师，离开中国后他一直担任英国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外交官，再也没有从事摄影工作，但他所拍的这幅照片却是他留给武汉影像史的重要一笔。

二、武汉最早的商业摄影活动

说到商业摄影人们首先会想到照相馆。但在那个年代，武汉的广告和其他行业远没有沿海先开放的城市那样时兴。而在香港（1845年）、澳门（1853年）早就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广州（1844年）和上海（1852年）则已出现了第一位商业摄影师，或已首次出现照相馆的广告。一般认为，武汉最早于1872年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而商业摄影活动始于何时并不清楚。

迄今为止对武汉最早的照相馆的探讨尚缺乏结论性意见。一般认为武汉的第一家照相馆为1872年在汉口开设的荣华照相馆，之后有一位日本人在武昌黄鹤楼旁开了一间照相馆，再后来，1881年鄂城人严添承在黄鹤楼边开设了显真楼照相馆……这就是有关武汉最早照相馆的零星信息。但说到荣华照相馆的地点时，有说位于汉口回龙寺(今江汉公园附近)，亦有说位于汉口黄陂街附近回龙寺；说到创办者时有说是一位广东人。其中关于地理位置，江汉公园和黄陂街相隔有不小距离，由此看来，荣华照相馆即便开办于1872年，但其具体位置存疑，且创办者姓甚名谁尚不清。而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则存在店名不详、店主姓名不详的问题。因此，有关武汉最早照相馆的探索还有待寻找新的证据。

    《上海纪录报》（Shanghai Record）曾经刊发过一封落款时间为1864年5月22日的来信，来信者是该报驻汉口的通讯员。信中说：“汉口的外滩就快修好了，整固后的外滩为汉口添色许多。只可惜这里没有摄影师，没办法拍下我们的房子、居住环境等……”^[4]考虑到这些背景因素，我们不难想象，汉口的照相业在1870年代前后应该并不十分发达。但是，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英国摄影师Ｗ.Ｇ.托德在汉口活动的时间大致是19世纪60年代。但在当时汉口及其他地方的英文报刊和商业名录中并没有发现他的信息。我们只是是靠着几张现存名片小照背后的照相馆标签和印章得知了他的存在^[4]。这类标签直接印在名片式小照片背后，上书“W.G.TODD, Photographer, HANKOW.”（Ｗ.Ｇ.托德，摄影师，汉口），下书“COPIES CAN ALWAYS BE HAD.”（长期提供印相）。然而，我们不清楚托德除摄影外是否还从事其它工作，不过可以猜测，他可能应该是首位在汉口开办商业照相馆或者从事商业摄影的西方摄影师。1870年11月23日，托德于上海去世，并未留下遗嘱^[4]。那么，此人是什么时候来到汉口？是否曾在武汉停留较长时间？是否还拍过什么照片？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搜寻和发现。

    三、武汉早年出现的最著名摄影家

汉口通商之后，来武汉的外国商人、外交人员、传教人员、军人、旅行者渐渐多了起来，其中不乏一些职业摄影家和业余摄影师，目前流传和散落在各类书刊、私人相册中的19世纪的武汉影像多为一些偶然路过的外国摄影师所为。从史料中我们注意到，在乔斯林之后，Ａ.Ｅ.伯杨斯基、P·尚皮翁、J·德贞、Ｗ.Ｇ.托德、Ｄ.Ｋ.格里菲斯、J·汤姆逊、J.李卡顿等都曾为武汉留影。但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是J·汤姆逊了。

   1.汤姆逊其人

    J·汤姆逊1837年6月14日生于英国爱丁堡。两年后，法国的涅普斯和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银版照相法。同年，英国的福克斯·塔尔博特宣布发明了碘化银纸照相法（又称卡罗式摄影法）。稍后，爱丁堡的两位著名摄影家奥克塔维厄·希尔和罗伯特·亚当斯运用这种摄影术拍摄了近3000幅照片，内容包括城市景观、自然风景、日常生活和肖像。毋庸置疑，这些作品肯定给年轻的汤姆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62年4月汤姆逊前往新加坡，投奔身为钟表匠和摄影师的哥哥，兄弟俩合伙经营了一段时间的航海仪表设备后，汤姆逊独自在当地开设了摄影工作室，专门为欧洲商人和当地人拍摄肖像。在此期间，他对当地风土人情的兴趣日益高涨，先后走遍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拍摄了大量当地风光与人物肖像。1864年10月至11月他访问锡兰和印度并纪录了遭到飓风破坏后当地的悲惨景象。1865年9月他卖掉了摄影工作室后迁居曼谷，拍摄了一系列暹罗（泰国旧称）王室的照片。1866年1月，他首次前往印度支那，在柬埔寨探访吴哥窟，也就是这次在丛林中发现古城的经历，让他从此迷上了探险旅行和摄影。当然，也正是这些柬埔寨与暹罗题材的摄影作品使他成为了一名颇有声誉的旅游摄影师。1866年他返回英国，忙于整理照片、著述和演讲，发表在柬埔寨和暹罗拍摄的照片，并因其各方的成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民族学学会的会员。次年初，他的第一本书《古老的柬埔寨》出版。

1867年7月，汤姆逊重返新加坡，稍后前往西贡3个月，于1868年他定居在正日渐繁华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在商业银行大厦里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并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其间几次短暂前往广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纪实摄影。

    1870年他再次卖掉了自己的店，为深入中国内地长期旅行和摄影做准备。当年底，他启程前往澳门，经广州、潮州、汕头到达厦门，再从闽江口乘船经停福州马尾港；然后由水路从福州至南平拍摄，结束后再回福州。1871年4月，他穿过台湾海峡登上宝岛，纵览台湾浓郁风情和迷人景色后曾返回香港短暂停留。8月，他再次北上到上海，跨越胶州湾抵山东烟台芝罘，乘船穿过渤海湾来到白河口，游览大沽、天津，再沿河而上，于1871年9月到达北京，为京城皇公贵族、各大名胜和平民百姓拍摄了大量照片。10月底他从北京返上海，后乘船沿长江而上到达汉口，经沙市(今荆州)、宜昌入四川到达巫山(今重庆所辖)，沿途拍摄了三峡。回程时曾游览九江、南京等地才返回上海。之后汤姆逊从上海乘船去宁波，结束拍摄后再回上海小住。1872年，他带着满满三大箱沉重的玻璃底片经香港返回英国。一年后，他的《福州与闽江》及鸿篇巨制《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共四卷)先后问世。1876至1877年，汤姆逊花了很多时间拍摄伦敦街头生活，1878年他出版了奠定其世界纪实摄影先驱地位的代表作《伦敦街头的生活》一书。1879年他在伦敦白金汉宫路开设了人像摄影工作室。1881年，维多利亚女王钦定其为皇家御用摄影师。1886年1月他受任皇家地理学会摄影顾问。1898年，倾注他多年心血的《镜头里的中国》出版。1921年10月7日，汤姆逊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84岁。

2.汤姆逊为武汉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作为一位摄影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汤姆逊在许多方面都很成功。尤其作为摄影家，他的生活、风景、肖像、建筑、街头摄影不仅照亮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观众对中国与亚洲不同国家、人民及其文化的了解，也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纪实摄影开创了先河，更是为人类的视觉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他对武汉同样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1871年秋冬时节，汤姆逊到达汉口，在他的巨著《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像》中，有三篇分别以“汉口”、“汉口（租界）”、“黄鹤楼”为题的文字和图片^[5]，记录了他在武汉的考察和观感。从汉阳的龟山上向汉口方向拍摄了汉水两岸和汉口江边密密麻麻的房屋及远处的租界建筑；站在汉口的外滩上，他不仅发现汉口是功夫茶（茶叶）的出口中心，拍摄了落成不久的外滩大道和租界建筑，更发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也会拥有自己的伦敦和曼彻斯特”^[5]的感叹。

当然，最让我们武汉人庆幸的是他过江游览了武昌城和黄鹤楼，并拍下了黄鹤楼的照片。照片采用把黄鹤楼置于画面中心的大胆构图，通过前景城墙、屋顶以及两侧房屋飞檐和远处白塔等景物的烘托，凸显黄鹤楼高矗入云的气势和建构雄伟的风格。正是从他的照片中，我们得以见到的这座1856年毁于战火，又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修的黄鹤楼。

四、小结

梳理一座城市的早期影像，无非是想厘清这座城市曾经拥有却已渐渐远逝的面容。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摄影师陆续来到武汉，他们对其拍摄对象的选择也和对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并无根本的差异，就如今天远游纽约和巴黎的外国游客相似，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带给自己的异样感受。无论是城市建筑、人物肖像还是日常生活，都是这些摄影师对武汉和中国在那个时代现状的探索及其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理解的一份记忆。限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和中外交流的不畅，他们的理解明显带有某些先行者反复叙述、多次聚焦进而被放大的成分，也难免产生误解、误读并打下某种标签式的印记。

汤姆逊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是带着全方位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全景式拍摄和记录中国的目的深入中国旅行的，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家，也是一位善于思考的观察者，他的影像和文字相互印证所包含的信息远比他同时期其他摄影师的照片更为丰富，也足以证明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探索已相当深入，比他的同行走得更远。即便如此，他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解很多时候还是不确切，甚至带有臆测的成分，这是我们在梳理影像历史是需要注意的。

穿过一百多年的时光，回头观看这些早期西方摄影师拍摄的武汉，无论他们的观察视角是否有失偏颇，他们所留下的影像都无疑已成为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视觉资料，所有照片及其所附注的文字都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武汉。今天，当我们带着已然进步巨大的思想和认识重新审视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势必要比当年西方读者以猎奇的目光观赏时能看到其中更多内涵、信息与价值。因而，收集、整理、研究武汉早年的影像资料是一项极有意义也极具价值的工作，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努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Terry Bennett.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Bernard Quaritch Ltd. (2009).

[2][英]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M].上海：中西书局,2011,(144).

[3]Laurence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2 vols, Edinburgh, 1859, vol. 2,   

   p.428. The photograph is engraved on p. 427 and is contained in the Wingfield album.

[4]Terry Bennett.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Bernard Quaritch Ltd.

   (2010).

[5]John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vol. 3. S.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4).